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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重塑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

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撰稿人:  发布时间:2017年06月23日 浏览: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的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的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就城市群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着力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等问题发表了见解。
  
  中国的区域差异非常大。以往认为,区域差异大是问题,从辩证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水平的落差往往可以增大发展的回旋空间,形成梯度推进和持续增长的动力。有些地区经济增速下来了,另一些地区经济增速上去了。回旋空间使得经济增长周期能够拉长。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背景下区域发展也出现了明显变化。
  
  我们原来说区域差异是倒U曲线,基本的态势是先扩大、后缩小。缩小了以后还会不会再扩大?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还会再扩大,特别是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高端要素的聚集会带来这种变化。
  
  再来看南北分化。2016年,经济增速较慢的地方几乎都在北方,经济增速相对快的地方都在南方。原因在于,北方资源型省份居多,重化工产业居多。现在,受资源型产品价格大幅回落和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冲击,部分资源型、重化工业主导的省份经济增速明显回落,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大幅下滑,产业调整重组面临困难,债务负担压力沉重,养老金入不敷出,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端人才也在流失。
  
  虽然部分地区遭遇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机遇同样巨大。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带来了国内各个区域在对外开放战略中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原来许多闭塞的内陆省份,一下子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动摇了原有的“沿海——内陆,中心——外围”格局,重塑了我国的区域经济格局。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为中西部省份发展开放性经济创造了条件。比如,渝新欧班列开通就明显改变了重庆的区位和开放条件,使得资源整合和要素配置能力明显提升。现在中欧班列累计量已经达到3000列,开通城市不断增加,最远到伦敦、欧洲还有马德里。义乌的小商品都可以通过中欧班列到达马德里。
  
  区域发展的变化还体现在经济空间集聚度的提高。
  生产要素的流动往往是向高等级城市集聚。因为,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文化设施、最好的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都在最高等级的城市。要素流动向高等级城市集中以后,就带来了城市群的步伐加快,要素配置的集聚度越来越高。根据经济学的解释,城市群一定比不是城市群更有效。总体上看,特别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提高效率。
  
  在各种生产要素中,市场化流动程度最高的是劳动力。劳动力一旦出现自由流动以后,经济有活力的地方就成为劳动力净流入的地方,反之则成为劳动力净流出的地方。我们也做过城市统计分析,发现这些年劳动力净流入的地方基本是大城市,特别是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大城市净流入、中小城市净流出,这也是一线城市房子供不应求,三四线城市库存难下的重要原因。
  
  高速铁路网也会改变城市的相对区位条件。有些原来不重要的城市,一旦处于这个路网的结点上,就会成为重要的交换中心。
  
  总的来看,现阶段,城市群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它是现代工业的载体、市场的载体、信息平台的载体。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它有利于适度规模经济,规划得好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过去我们谈论城市群的基本视角是看能否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够提高效率、信息共享,外部成本可以降低,有利于提升竞争力。从这个视角看,现在中国可以排到第一方阵的城市群是长三角。
  
  但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识的长三角,无论是“1+14”也好,还是“1+15”也好,用现代的工具分析以后可以发现,基于人的流动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城市群,与用行政边界去定义的城市群是不一样的。它包含的范围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城市群的分布形态用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和规划往往不完全吻合。
  
  按流动人口总量计算,流动量最大的是珠三角,其次是长三角,然后是成渝地区,再然后是京津冀,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并不一致。有关数据显示,就人的分布形态和各城市群的人口密度来看,京津冀也不是在最前面,长三角的人口密度是最高的。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中心城市,中心度有多大,这个也可以用大数据来观察,也会得出一些我们原来很难想象的结论。
  
  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我们的生产要素越来越集聚,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特别是现在的服务业和高端产业,大部分是以大城市群和城市群作为平台和载体的,所以要高度重视大都市圈城市群。还要重新认识其中的规律,要用一些新的手段去认识它的成长规律、内在的空间规律。第二,逐步矫正这种优质资源按行政等级配置的体制,将一定的管理权限适当下放至中小城市,而不是一个城市独大,这有利于城市群的发展。第三,由于高铁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员的流动方式正在改变我们传统的以行政单位为主的规划理念,所以我们需要突破行政单位的框架,探索以城市群和大都市群为空间单元来做规划,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生态环境。
责任编辑:王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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